東在中央蘇區
1933年3月，
由於毛澤東被當時的“左”傾中央剝奪了在中央紅軍中的領導權，
所幸在周恩來和朱德聯手指揮下，
他們繼續沿用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法，
奪取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中央紅軍發展到了10萬餘人，
繳獲了大批新式武器，
較大改善了紅軍的武器裝備，
更了不起的是，
把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東北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
按道理，
這個成績的取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連續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大好形勢下，
但“左”傾中央竟然在第五次反“圍剿”中，
一下子就把中央紅軍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家底敗得所剩無幾，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沒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了，
這才會迫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
接連四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都以失敗告終，
蔣介石心裡非常惱火，
於是經過了近半年的精心準備之後，
於1933年10月發起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此次“圍剿”的準備可謂精心又充分——
在南昌成立了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5省軍政事務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親自坐鎮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最大規模“圍剿”；
此次圍剿的總體戰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在軍事上則採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
以守為攻、乘機進剿，
以合圍之法、機動之師，
構築堡壘、相互支援，
層層鞏固、步步進逼，
對峙則守、得隙則攻。
蔣介石此次對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志在必得，
調集的軍隊多達100萬之多，
其中直接進攻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兵力就達到了50萬人，
甚至還調配了200架飛機配合作戰。
面對蔣介石精心準備之後發動的第五次“圍剿”，
對中央紅軍來說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
但是，
以毛澤東的分析來看，
中央紅軍打破敵人的此次最大規模的“圍剿”還是有很多有利條件的：
首先是敵人雖然有100萬之眾，
但內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難以協同作戰；
其次是蔣介石置民族利益於不顧，
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不抵抗，
卻集中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用來內戰，
激起了全國人民甚至是國民黨內部不少官兵的嚴重不滿。
慘烈的廣昌戰役（劇照）
再從中央紅軍的角度來分析，
中央紅軍人數已經發展到了10萬餘人，
敵我兵力對比大約是5比1，
而第三次反“圍剿”時敵我兵力對比是10比1，
這個兵力對比對中央紅軍來說已經明顯好轉了；
更有利的是，
因為第四次反“圍剿”勝利，
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東北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已經連成了一片，
擁有300多萬人口，
中央紅軍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基於這種分析，
毛澤東認為，
只要此次繼續按照前面四次反“圍剿”時的作戰原則，
中央紅軍是完全可以取得勝利的。
但遺憾的是，
這次中央紅軍面對敵人最大規模的“圍剿”，
指揮的人卻是歷次反“圍剿”中最差勁的，
就連周恩來和朱德都被剝奪了直接指揮權，
“左”傾中央實際負責人博古把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一個名叫李德的德國人，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
由他控制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他和博古聯手，
完全以“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來指揮中央紅軍作戰。
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情！
就連蔣介石都不會做出這麼荒唐的事情來，
他也聘請了不少外國軍事顧問，
但軍事指揮大權還是牢牢掌控在他自已的手裡，
而博古卻把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一個完全不懂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外國人！
因為毛澤東早就被王明和博古等人剝奪了對中央紅軍的指揮權，
所以他對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也就無權過問了，
但他並沒有撂挑子，
而是一方面積極做好後方的保障工作，
努力組織和發展地方武裝並擴大紅軍，
一方面密切關注著戰局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