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風雅
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詩歌創作原則，確立在《詩經》時。“風雅”不是指“風雅”的體裁，而是指體現在《詩經》“風、雅”中的藝術創作精神，即詩歌創作的高尚意義和嚴肅性。《詩經》中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後世詩人的創作。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承繼。後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它引導後代文人在情感抒發上尋求一個健康向上的正確的人生觀念，培養良好的審美習慣和道德節操。
二、變風、變雅說
是《毛詩序》裡提出來的說法，文中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毛詩序》將《風》《雅》各分為正、變。正風、正雅是西周王朝興盛時的特點，變風、變雅則是西周王朝衰落之後的作品。鄭玄《詩譜序》將十五國風中的《周南》《召南》列為“正風”，其餘十三國風均為“變風”。並且認為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時期的作品都是正雅，其餘則都屬“變雅”。這反映了漢儒將《詩經》作品與社會政治、歷史緊密聯絡起來加以考察、闡釋的批評方法。也體現了文學作品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有其積極意義。
三、比興
《詩經》“六義”中的二義。“比”一般認為它是《詩經》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即相當於比喻修辭格。“興”，朱熹認為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並說“詩之興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義”。《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後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比興”兩義，各家所論雖或偏重社會內容，或偏重藝術表現，但都將比興理解為與直接敘述描寫相對立的，借比喻、象徵等手法對某一特定內容所作的曲折委婉的表達。“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託的藝術表現形式。比興的運用，形成了我國古代詩歌含蓄蘊藉、韻味無窮的藝術特點。
四、興觀群怨說
孔子在《論語·陽貨》裡提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即詩歌有感發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聯想。觀，即“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瞭解社會的盛衰得失。群，即“群居相切磋”，互相啟發，互相砥礪，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即“怨刺上政”，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以促進政治的改善，同時也包括各種不滿情緒的發散。這四者是互相聯絡的。其中，興和怨偏重於個體心理的感觸抒發，觀和群偏重於感染陶冶所要達到的群體效果。孔子要求透過情感陶冶使強制或半強制的社會倫理規範成為個體自覺的心理欲求，從而達到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對後世影響很大，成為後世文學批評的一個標準，影響了我國文學中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
五、思無邪說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提出了思無邪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的批評標準從藝術上說就是提倡一種中和之美，《詩》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僅關涉內容，而且與音樂有緊密的關係，因此，從音樂上講，思無邪就是提倡音樂的樂曲要中正平和，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從文學作品上講，則要求作品從思想內容到語言都不要過分激烈，應當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過於直露。
六、情志統一說
是《毛詩大序》中提出來的一個詩論觀點，情與志是統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懷抱，但具體所指，當時多指對人倫教化、政教禮義得失的觀點和看法。《毛詩序》強調詩歌“吟詠性情”，但在情志關係上，更重視志。這基本上是繼承先秦“詩言志”的觀點，但它正確闡明瞭詩抒情言志的特點，說明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已較先秦時代進一步深化了。感情受到激發，就會發言成詩，而詩歌抒發這種感情，表達心中志意。“情志統一”說進一步發展了荀子以來的情志結合的思想，比較明確地指出來詩歌透過抒情來達志的特點，對後來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後世對詩歌思想內容的評價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七、詩無達詁
由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詩”在這裡指《詩經》，“詁”則有統一、一致的意思，意在對《詩經》沒有統一或一成不變的解釋，因人而異。這個觀點其實就是說審美主體之間的差異性問題，不同的審美主體因自身經驗，知識結構的不同，會對同一個藝術品產生不同的理解，藝術鑑賞活動就是一個無限審美再創造活動。
八、以意逆志說
是孟子提出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出自《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以意逆志指讀者根據自已的歷練、思想意志，去體驗、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受拘束於詞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這種方法解說《詩經》中的一些作品，比較接近於還原它們作為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比較客觀的批評原則。